张斌在公主坟采访完成之后，立刻赶回台里编片子。时间已经从9月23日到了9月24日。凌晨1点45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自发聚集了500人左右，以收音机为中心，人们一堆堆地围聚。
北京时间2点24分，萨马兰奇出现在蒙特卡洛会议中心，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收音机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广场上一溜儿架子鼓已经摆好，北京火车站旅客的 眼睛紧盯着大屏幕电视。国家体委路口站岗的警察全跑到体委办公楼里，北京大学体育中心电视记者点亮大灯扛起摄像机，北大学生不耐烦地高喊：关掉灯！
2点26分，《奥林匹克颂》终于奏完。2点28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最后一秒，人们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
北大，连片刻的愣神都没有，大学生跳上桌子，欢呼拥抱。天安门一个小伙子最先挥手蹦了起来，镁光灯对着他乱闪，快门声响成一片。外语学院的学生和老外一起狂喊。天安门前的喷水池射出美丽的水柱，长安街上有鞭炮炸响。人民大学，几束纸火炬飞出窗外；中国青年报社，编辑们张罗着抬进一箱子啤酒。而国际会议中心的直播主会场，香槟已经打开，晚会主持人孙正平高兴地拿起了话筒。
无从解释，人们为什么没有听清萨马兰奇的英语发言，而只听懂了一个单词——北京。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紧盯着电视屏幕的人看见萨马兰奇拿出一个小信封。有人高喊冷静，听下去。接下来的信息让人目瞪口呆：悉尼。
天安门前的喷泉水柱停止，广场上刚要唱响的国歌咽了下去，国家体委大楼里，警察刚才还在一起鼓掌，转瞬间咧嘴道：“萨马兰奇跟咱们逗着玩呢？”几秒钟就能激起的狂喜，几个小时才能缓过神来的失望。3点钟，一个年轻人开着车来到天安门，他是在第一瞬间为北京而欢呼的，直接开车到广场准备加入狂欢的海洋，但到了广场才发现气氛不对。他万般无奈地说：那我回家睡觉去了。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说：这里没有愤怒，北京人的伤心是真诚的。5点10分，天安门西侧南长安街路口的煎饼摊，红豆粥翻滚着，女摊主失望地说：“本以为会有很多人来吃煎饼……”筒子河边，溜早的老大爷已经哼唱起西皮流水。6点整，坚持留在广场的外语学院学生要看升旗。早班地铁的车门上，一家广告公司贴出标语：申奥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93年5月开播的《东方时空》，到9月23日播出还没有满半年。11年后，白岩松回忆那个晚上：“我没法不记得，‘9·23’我做了一夜的节目，串联词是我写的，两个版本，胜利了一个版本，失利是另一个版本。在萨马兰奇宣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以为是北京，我相信那不是英语听力的问题，而是太紧张，一听到北京这个词就释放了。我穿着西装马上要进演播室，结果被同事们的啤酒洒了一身，大家都说没关系没关系，带着啤酒沫上节目。结果那天的节目是穿着衬衫主持的。现在我们都有好几套西装放在台里，那时候就一套西装。知道最后结果是失败了，还怎么带着啤酒沫主持，只能脱。申办结果是两点半宣布的，我们的节目是早上7点15分播出，所以一直忙乎。4点多编好片子进演播室，录节目，片子审过了，7点15分，我们就在办公室里集体看节目，看了几分钟就冲出办公室嚎啕大哭。之前脑子里完全没去想节目的内容，只想着技术上怎么处理，等于知道结果后憋了几小时不让你释放情感，看电视就被自己的节目感染了，这时候，个人的角色回来了——我们输了，节目组好几个人都哭了，就在中央台二楼平台上，然后大家照了一张合影。那个早上，我觉得太阳特别刺眼，大概是哭了半天熬了一夜，看着长安街上车水马龙，有一种恍惚感。”
白岩松用他的“白氏风格”总结：“我认为‘9·23’的失利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必须感谢失利。以前我们总渴望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融入世界，女排一赢了我们就上升到振兴中华的理念上，这就是因为极度自卑。1993年的失利让我们发现，全世界投票咱们也有可能输，大家投票，人家悉尼把你赢了，丢面子了，最大的挫折不过如此。接下来的打击就可以承受了，这就是中国要融入世界的时候，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锻炼了你的内心承受力。1994年参加‘入世’谈判报道，我们去了两次日内瓦，第一次没谈成，第二次又没谈成，我们就平静多了，对媒介来说这也是成熟了。”
在马国力的文章中，他这样说：“1993年刻在我脑海里的、最深的印记是无奈和悲哀，都因为9月23日这一天。
“我太希望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了，这种希望包含着许多东西，有从国家大前途的考虑，有电视台发展的希冀，也有个人的抱负。我始终认为，奥运会最大的两个得利者，一个是举办城市，再一个就是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