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台另一个报道组去了香港，主持人是宁辛。还有一个报道组提前到达台湾，与台湾华视一同采访了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本来主持人孙正平也要到台湾去，因故未能成行。香港报道组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联合组织现场直播，宁辛回忆说：“香港TVB做特别节目，我记得有刘德华等艺人参加，但那个特别节目在北京的直播里只用了十几分钟。结果宣布之后，香港那边非常平静。”
当天夜晚，中央台在北京还有两个报道组。体育部的张斌是在公主坟采访市民。那天下午，张斌等人已经做过一番演练，接受采访的市民都是胜固欣然败也可喜的态度，在镜头前落落大方侃侃而谈。晚上再去公主坟采访，张斌发现气氛不对：“那是个大家乘凉的地方，电视记者一去，灯一照，呼啦啦就围上一大圈人，接受采访的人被灯晃得很紧张，谁都说不出什么整句子来。”
大学3年级的时候，张斌就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实习，但那两年中央台没有招收大学毕业生的名额，毕业后张斌进入北京有线台体育频道。干了两年之后，某一天马国力呼他，说中央台终于有了个指标，赶紧把关系转过来。“9·23”之夜，张斌在中央台的正式工作才开始不久。
当时的罗宏涛还在《北京青年报》当记者。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报社写体育的人手不够，罗宏涛前去帮忙。北青报开了一个栏目叫“托扎论英雄”——当时扎啤算时髦的东西，能托着一杯扎啤谈论奥运会，算是有“范儿”，王俊和罗宏涛是该栏目的主要撰稿人。“9·23”之夜，《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也是兵分八路各守一方，罗宏涛的位置是在方庄，那是北京代表性的居民区，也算当时北京现代化的标志。罗宏涛的任务是在申奥成功之后描述小区欢庆的情景，如果失败了，那也看见什么写什么。
那天晚上，《中国体育》记者刘玲玲是和男朋友在新华社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电视。此前刘玲玲参加北京申奥英语演讲大赛，获得“社会组”第3名。“我报名参加社会组，是因为我已经工作了。后来才知道英语专业的人应该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可我觉得社会组比英语专业的还厉害，我要到专业组没准能拿第1。”刘玲玲当时参加比赛是“因为上班太无聊，就参加演讲比赛打发时间”。她那演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有一个梦想，一个在未来10年里能激励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在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那篇演讲里还用了肯尼迪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自己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9·23”失利的结果让她很受打击，“我觉得天塌下来了，怎么可能呢？！我们举办了那么好的亚运会，怎么不把奥运会给我们呢？”
刘玲玲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1989年考到北京的中国新闻学院国际新闻双学士班。她当时对时政新闻最感兴趣。1990年实习，参与亚运会的语言服务。亚运会的新闻部要为国外记者提供翻译，刘玲玲的任务是为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当翻译。那位日本记者不是跑体育的，完全是用社会新闻的眼光来写体育，比如伊朗妇女参加射击比赛就比谁拿金牌更值得报道。亚运会之后，刘玲玲在新华社体育部实习，1991年毕业后进入《中国体育》杂志，这是中国体育报社旗下一本英文杂志。“当时我们同事就告诉我，这杂志主要销往非洲，因为它很早就用铜版纸印刷，铜版纸糊窗户比较结实，非洲人都喜欢。”
1993年的时候，张斌、罗宏涛、刘玲玲都还没有采访过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而师旭平已经报道了两次奥运会。1988年，师旭平去汉城，“我觉得那个城市特别现代化，高楼大厦。仔细看那些大楼，下面都有奠基石，有1986年建的，有1987年建的，也就几年的光景，汉城就一下发展起来了。他们的奥运会准备工作很好，这等于是给亚洲人增光。1992年我去巴塞罗那，那里古老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也挺让我吃惊的。韩国和咱们比较相似，把体育当作给自己增光的东西。西班牙人并不觉得要用奥运会为自己增光，虽然他们在欧洲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但他们没把那么重的寄托放在体育上。巴塞罗那为了办奥运会，有了一条新的地铁线，有新的记者村和奥运村，但周围还是比较破旧的房子。”
巴塞罗那的海滩给大师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他回国之后写了篇文章讲述海滩上的无上装女郎，讲“文化差异”。对待奥运会，同样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大师自问：“即使1993年奥运申办成功了，我们的现代化就提前到来了？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就算挣个几亿几十亿，对中国的现代化又有多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