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个目的,首先要有一个衡量知识价值的尺度。幸而价值的真正尺度,照一般的说法,是不可能有争论的。每个人在提出任何一种知识的价值时,总是指出它对生活某些部分的关系。在答复“那有什么用?”这问题时,数学家、语言学家、博物学家或哲学家都是说明他那门学问怎样对行为有好影响,怎样能避凶得吉,获得幸福。语文教员指出写作事业的成功(即是对谋生、对美满的生活)有多大帮助,他就算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而一个收集古董的人(例如钱币学家)没能说清楚这些事实对人类幸福究竟有什么看得出的影响,他就只好承认那是无甚价值。所有的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用这个来作最后检验的。 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不只是单纯从物质意义上,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怎样生活。概括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问题,是在各方面、各种情况下正确地指导行为使合乎准则。怎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作一个公民,怎样利用自然界所供给的资源增进人类幸福,总之,怎样运用我们的一切能力使对己对人最为有益,怎样去完满地生活?这个既是我们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而评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 这种检验,过去从来没有全部运用过,连部分运用都少见,而且也是模糊地半意识地运用的;现在应该有意识地、按步骤地在所有情况下加以运用。我们有责任把完满的生活作为要达到的目的摆在我们面前,而经常把它看清楚,以便我们在培养儿童时能审慎地根据这个目的来选择施教的科目和方法。我们非但不应该不假思索地就赶教育上的时髦,那些比任何其他时髦并无较好根据的东西;同那些多少关心子女心智培养的、教育才智的人们所表现的粗枝大叶的、单凭经验的评判方式比起来,我们的评判方式还必须提高一步。只是去揣度这种那种知识在钭来生活中会有用,或是这种知识比那种知识更有实际价值一定还不够;我们必须找到某些办法来估计它们各自的价值,使我们尽可能明确地知道哪些最值得注意。 这个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或许永远只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成就。但是,考虑到重大的利害关系,就不能因为任务艰巨而胆怯地把它放过去;应当因此竭尽全力去掌握它。只要我们系统地进行,我们很快就可能得到相当重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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